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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籍點校工作探討(2014)
          發布日期:2015-06-23  閱讀數量:

            

            2014年中國圖書館學會年會征文榮獲三等獎

            古籍點校工作探討

            謝大勇

            李克強總理在他的首份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 “倡導全民閱讀”。所謂倡導即政府更多的只是一種行為號召,其目的在于形成鼓勵、引導全面閱讀的氛圍。古籍整理既是引導全民閱讀的重要工作之一,又是傳承與弘揚民族文化的基礎工作之一。

            古籍整理的方法有多種,包括研究古籍的載體與形制。包括版本、校勘、輯佚、點校、注釋、索引、管理等各環節,涉及語言文字、古代文獻、歷史文化、書目檢索、考古發掘等知識。最簡單而又出彩兒的莫過于影印,找到一個好的版本,利用現代手段不算太難。這種方法過去叫“書影”,如今稱為“再造”。此法的長處是保有古籍原貌,不足是不便于當代人使用。最吃力不討好的方法就是點校與注釋,除了費時費力之外,還往往招來非議與罵聲。所謂點校就是標點和校對,其目的在于對古代文獻考訂文字以及內容的正誤真偽。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校勘之事絕非雕蟲小技,需要參與整理的工作人員具有一定的功力,還要具備整理古籍文獻內容所涉及到的專業知識。這種方法的長處是給今人及后人的閱讀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不足是點校者知識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到點校的質量,而且費時費力。可是本人認為,所謂功夫正體現于這種“板凳要做十年冷”的過程之中,所謂心血就要澆灌出古代文獻的現代之花。

            因為工作需要,本人用了半年時間對任大椿有關服飾的三種著作進行了點校,過程異常艱苦,同時也有問題與教訓。現在回憶起來,感覺稍加總結或許對今后的工作有所幫助。古籍整理是一個接力賽,是不斷學習與借鑒前人經驗,不斷總結歸納的過程。在古籍整理方面有很多專家,本人不敢班門弄斧。因此更想談一些具體問題。

            任大椿,(1738—1789)生于清高宗乾隆三年,卒于乾隆五十四年,。乾隆三十四年進士,歷官禮部主事、《四庫全書》纂修官、御史。任大椿長于治《禮》經,尤其長于名物,而且精通小學諸類。任大椿對于經學的研究,主要對象是典章制度之學,《弁服釋例》,《深衣釋例》和《釋繒》是任大椿關于古代服裝與紡織品的三部重要著作。

            《弁服釋例》,解釋“五禮”弁服所用之例,分爵弁服、韋弁服、皮弁服、朝弁服、玄端等門,共一百四十余事。每門先例條目,次引經文注疏,后加按語解說。《深衣釋例》,基本依前者之體例,對深衣這種古代上衣下裳相連綴的服裝與服制作了詳盡的考釋。《釋繒》是任大椿對古代文獻之中所出現的紡織品進行的考證,對其質地、色彩、厚薄,使用、正名與別名等,逐一予以分析,稱得上是古代紡織品名物的“百科全書”。

            任大椿治學作風嚴謹,注重小中見大。梁啟超曾說:封建社會“知有朝廷而不知有社會,知有權利而不知有文明。”封建史學家只重視上層,服裝在禮經之中可能是最小的問題了,可是對于經學研究至關重要。清代焦廷琥《冕服考》序說道:“三代制度散見于羣經,而宮室之外最宜考核者莫如冠服。學經之士于冠、弁、衣、裳、佩、韨、屢、冩之制茫然莫辨,則經義不可通矣。”任大椿就此剖析入微,獨領風騷,使他的這三種著作在古代服飾研究之中不可或缺。我檢索了岳麓出版社的《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總目》,未發現此前有人對這三部著作進行點校。

            第一,關于版本問題。我所依照的底本是《弁服釋例》為《續修四庫全書》所據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元年王宗炎望賢家塾刻本影印本。《深衣釋例》為《續修四庫全書》據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藏清乾隆刻燕禧堂五種影印本。《釋繒》為皇清經解本和光緒十三年上海書局的石印本。由于條件所限,不能找到更多參考本加以參照。點校最好的方式當然是找到善本,以避免后世傳抄版刻之中的缺失與流變。

            第二,關于標點符號問題。由于上級要求,只是對古文進行句讀,因此帶有感情色彩的問號、驚嘆號,以及破折號、省略號都盡可能少用。其實這樣對于古代先人原意的理解不是很有利,我們對古代文獻進行點校就是要在古人與今人之間架設一座方便溝通的橋梁,使用現代人習慣的標識系統才不失為上策。

            古人對于引用前人的文章基本分為兩種情況,其一是規規矩矩地原文引用,其二是大膽的引用原意,甚至在引用時添加自己的只言片語。前者我稱為“原引”,后者我稱為“意引”。那么我在處理這兩種引用方式上使用冒號和引號加以區別,原引時在云、曰、注、疏等動詞后面采用冒號加引號(:“××××”),使讀者對于原文引用一目了然。意引時僅使用冒號,不用引號標明正文(:××××),以使讀者明確冒號后面的文字是作者引用原文的大意。對于經書原文的引用,考慮到后面有注文,原則上不加冒號直接用引號,如:《急救篇》“綈絡縑練素帛蟬”。師古注:“帛,總言諸繒也。”在此則應注意第一個句號放在引號之外似更規范。

            逗號、句號的使用也不可小視。有些語意已經完整,當用句號。如:《方言》:“東齊言布帛之細者曰綾。”布得通名綾,與布得通名纎同也。在此,引號內語意已完整,應為句號。有些語句尚未完全,加上句號使得下半句顯得突兀。如:《廣雅》:“縞,練也。”考練為熟帛,縞為生帛。生熟異治,而質則略同。在這里改成如:《廣雅》“縞,練也”,考練為熟帛,縞為生帛。生熟異治,而質則略同。似乎更為妥當。這類問題的根源在于對文獻的理解,對于點校工作就應該一絲不茍處理標點符號,因為從無句讀到有標點是讓古代文獻活靈活現地延續下去的重要手段。

            標點之復雜,僅舉二例,不知當否。

            第三,關于文史知識問題。毫無疑問,歷史文化知識越多,對于古代文獻的整理越方便。而提高文史水平沒有捷徑可走,只有不斷積累這一條路。在積累方面一是要用心,二是要細心。總之,積累是個功夫,是個過程。例如:曾經遇到“集解孔傳云織細繒也。”這樣一句話,假如你認為這段話是在兩本文獻上都出現過,就會做出這樣的標點, 《集解》《孔傳》云:“織,細繒也。”實際上我們知道這是《史記集解》中引用《孔傳》的文字,最好改為《集解》:“《孔傳》‘織,細繒也。’”我認為這樣比較妥當。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就是由于我們缺乏這方面的知識,所謂見多識廣也有不斷積累的意思。又例如我們熟悉孔子、孟子、老子、莊子,見到這樣的文字,我們立即會反應出是人名,假如你看到范子呢?同時在點校過程中還要辨別是人名還是書名。同樣的例子還有三禮,“三禮”是研究古代服飾制度的重要文獻,故此在文獻中經常出現周禮如何如何的描述,在這種時候你首先要斷定這是講周代的禮儀,還是講《周禮》這本書的內容。這些例子都說明平日文史知識的積累對于古代文獻整理的重要性。

            第四,關于脫訛衍倒的問題。古代文獻中常常會遇到此類問題,一般來講校對是一種非常客觀的方法,只管是否一致,不參與個人觀點。校勘就復雜得多了,古籍當中有文字的脫漏,有內容的異同,有篇章的多寡,因為其中人為的因素很多,這些都需要通過校勘使古籍更接近原貌。你會發現我們所做的點校工作,帶有一定程度的校勘性質,因此需要學習、研究、討論等等。對于明確的脫字,錯字等我認為還是要有依據的修正過來,不可以訛傳訛。修正的方式有兩種:第一是找到好的版本直接改正,改正的方式是將錯字標明,將正字補上。第二是使用注釋的方法,讓讀者有所比對參照,通過讀者自己的判斷來理解古籍。

            避諱字、缺筆字、通假字、古今字也是點校當中最頭疼的一件事,例如服飾文獻之中常有“元”字出現,例如“元服”。清代以前,這個字就表示頭或者首,講的是帽子頭巾之類的物品。到了清康熙以后,為了避諱,一律改玄為“元”。這時候再出現“元服”就不一定是首服了,也有“玄服”的可能性,即講的是黑色的服裝。對于這類問題我認為最好將規范的文字標注于那些晦澀難懂的文字之后,以便于讀者更為流暢的閱讀。處理這些問題應該在編制體例中有一個明確的規定和詳細的說明。

            第五,關于使用搜索引擎的問題。前面說過古籍整理是一個接力賽,我們應該善于借鑒一切前人的成果,這當然包括互聯網的使用。目前互聯網上關于國學的網站很多,熱心古籍的人也不少,可以說互聯網的開放性遠比圖書館超前。可是在使用這些成果的時候必須持以謹慎的態度,可以把這些成果作為線索和途徑,但是要落實到筆頭,一定要經過核查原文這個關口。

            目前這27萬字的古代文獻基本點校完成,我其中受益良多。限于篇幅,暫時擱筆。望專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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